遲來又不正義的速審法 消極坐視濫竽充數
（林鈺雄）
先說個寓言。某島國的坑人馬路，素來惡名昭彰，政府研商後提出兩對策：一是編列大筆預算賠償被坑傷的駕駛，二是提出限制上路措施來減少坑傷事件，明定「單號」車牌車主，除得特別許可外，不許上路。為何是單號？主其事者信口說是「與國際接軌」。新政兩年後，107名駕駛共獲得數億國家賠償，77位單號駕駛違規上路被罰。當然，馬路依舊坑人，工程單位也繼續我行我素亂挖路，從未被追究責任或分擔賠償。
不幸，這正是我國《刑事妥速審判法》的縮影。兩年前，司法院主導《速審法》草案，但一開始就定調在「雙不雙要」的處方：「不」處理最高法院的撤銷發回問題、「不」追究造成遲延的審檢責任、「要」給被告減刑優惠以及「要」限制檢方提起上訴。兩年後公布的自是「鴕鳥績效」：因審理逾8年減刑被告107名，限制檢察官上訴計77件。至於各界關注的「速」審法宗旨，即兩年來歷審平均審結日數如何縮短？庭期如何更為集中？個案可受歸責的怠惰法官是否被追究責任？抱歉，在非所問！
簡言之，《速審法》的敗因，一來在於對司法既得利益者的畏縮妥協，二來在於不思其他積極促進訴訟迅速的制度規劃。妥協，所以刻意規避造成台灣訴訟遲延主因的撤銷發回陋習。例如，遲延指標的邱和順案，最高法院連續11次撤銷發回，從逮捕起算至確定為止，本案總計約23年的程序期間，就有近20年耗費在這11次的來回更審。再如重創司法威信的前法官許聰元貪污案，最高法院同一承辦法官，有罪也撤銷、無罪也撤銷，近17年訴訟計有15年消耗在連續10次的發回更審。日前趕在《速審法》「羈押8年放人條款」施行前，火速定讞的味丹少東販毒案，和不及確定而強制放人的徐自強案，遲延情節也都如出一轍。《速審法》蓄意不對症下藥，難怪連基層法官也看不下去。
其次，有效的速審立法，重在積極促進訴訟迅速的措施。如奧地利於法院組織法創設「加速抗告」制度，即時救濟審理中的遲延案件，以加速其審結。類此，德國新速審法案，當事人也有對抗拖延中偵審案件的「遲延指摘權」，督促程序加速進行；此外，新法雙管齊下，同時承認當事人的遲延賠償，而國家賠償後尚有向「可歸責」司法官求償的途徑。畢竟，冤有頭、債有主，只要能夠確認是州官放的火，哪有轉嫁百姓的道理？
簡言之，《速審法》的敗因，一來在於對司法既得利益者的畏縮妥協，二來在於不思其他積極促進訴訟迅速的制度規劃。妥協，所以刻意規避造成台灣訴訟遲延主因的撤銷發回陋習。例如，遲延指標的邱和順案，最高法院連續11次撤銷發回，從逮捕起算至確定為止，本案總計約23年的程序期間，就有近20年耗費在這11次的來回更審。再如重創司法威信的前法官許聰元貪污案，最高法院同一承辦法官，有罪也撤銷、無罪也撤銷，近17年訴訟計有15年消耗在連續10次的發回更審。日前趕在《速審法》「羈押8年放人條款」施行前，火速定讞的味丹少東販毒案，和不及確定而強制放人的徐自強案，遲延情節也都如出一轍。《速審法》蓄意不對症下藥，難怪連基層法官也看不下去。
其次，有效的速審立法，重在積極促進訴訟迅速的措施。如奧地利於法院組織法創設「加速抗告」制度，即時救濟審理中的遲延案件，以加速其審結。類此，德國新速審法案，當事人也有對抗拖延中偵審案件的「遲延指摘權」，督促程序加速進行；此外，新法雙管齊下，同時承認當事人的遲延賠償，而國家賠償後尚有向「可歸責」司法官求償的途徑。畢竟，冤有頭、債有主，只要能夠確認是州官放的火，哪有轉嫁百姓的道理？
反觀我國，完全不見以上積極作為，《速審法》只以消極坐視遲延之後的下下之策，濫竽充數。減刑優惠及放人條款的8年期限，反而成拖到8年比較好結案的免死金牌，適得其反，如暴走演出的味丹少東案。更不平的是，減刑優惠是裁量條款，實務運用漫無標準，如日前定讞但執行前神隱的羅福助案，才過8年立刻獲得減刑，儘管檢察官對此不服，但上訴仍被駁回；反之，訟累23年的邱和順，因堅持無辜而不認罪，最後仍照判死刑且未獲減刑。慷公平正義之慨的《速審法》，到底是要造誰的福？
最後，《速審法》以片面限制檢方上訴的鋸箭療法，作為欠缺積極措施代替方案，單號檢察官當然心有不甘。面對質疑，司法院搬出兩公約當神主牌，但我國《兩公約施行法》第3條明定，適用公約規定應參照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之解釋。兩年來，司法院回答不出，哪公約哪一條的哪一號委員會裁決，可以支持其創見？接軌接到「出軌」，兩公約也成「兩空約」。
最後，《速審法》以片面限制檢方上訴的鋸箭療法，作為欠缺積極措施代替方案，單號檢察官當然心有不甘。面對質疑，司法院搬出兩公約當神主牌，但我國《兩公約施行法》第3條明定，適用公約規定應參照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之解釋。兩年來，司法院回答不出，哪公約哪一條的哪一號委員會裁決，可以支持其創見？接軌接到「出軌」，兩公約也成「兩空約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