人性尊嚴超越國界：回應楊永年先生
文／楊宗澧（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副秘書長，兩公約施行監督聯盟執委）
施逸翔（台菲友好協會人權組，兩公約施行監督聯盟執行秘書）
坐讀楊永年先生《沒有主權 何來人權》一文，若隨之起舞，陷入主權、人權孰先孰後之爭，勢必迷失於無關現實的邏輯論辯，導致無法聚焦於「劉姍姍奴役移工案」所引爆的現實人權爭議。
若一個人超時工作卻無法取得應得的工資，甚至人身自由遭受限制因而無法享有宗教生活，我們所看到的是一個人的基本尊嚴被一個握有權勢的人所剝奪，不管加害者是私人雇主或行使公務，都是侵犯人權，都必須追究相關行為責任，一但侵犯屬實，行使公務之主權即不具「正當性」，而應視為加害者個人的責任，與國家主權無關。可見人權主權之位階爭議是虛假議題。
若一個人超時工作卻無法取得應得的工資，甚至人身自由遭受限制因而無法享有宗教生活，我們所看到的是一個人的基本尊嚴被一個握有權勢的人所剝奪，不管加害者是私人雇主或行使公務，都是侵犯人權，都必須追究相關行為責任，一但侵犯屬實，行使公務之主權即不具「正當性」，而應視為加害者個人的責任，與國家主權無關。可見人權主權之位階爭議是虛假議題。
《不談人權如何捍衛主權》一文的問題意識在於，為何外交部在事件爆發之始，就試圖以「主權」和「豁免權」說法掩飾此案所造成的嚴重人權侵害？尤其，在馬政府一再宣示「人權治國」，並批准兩份國際人權公約和任內立法院通過兩公約施行法之後，為何政府對於處理人權侵害案件的敏感度，還是如此低落？此刻，正值馬政府對外宣佈依兩公約公佈國家人權報告初稿，甚至在全台北中南東舉辦公聽會廣泛聽取意見，劉姍姍事件毋寧重擊馬政府的人權政績，我們更該進一步追問的是，馬政府自願遵守國際人權規範，究竟是玩真的還是玩假的？
若要回應上述問題，吾人應將視野拉到締約國政府落實兩公約的義務何在？以及台灣政府究竟落實到什麼程度？進而思考劉姍姍事件違反了哪些基本人權，政府應如何面對問題以免錯誤再次發生？對於上述各問題之回應，其實已一一呈現在我們的文中，楊先生試圖化約成主權與人權的位階之爭，根本就是劃錯重點。
甚至楊先生在其文中的一大謬誤提到：「外交部存在的最大理由，也在維護主權，並進一步保護我僑民的『人權』。；而如果當外交部對其所屬官員（或台灣主權）都保（維）護不了，如何能保護我們的僑民？」這句話當中「主權至上」的迷思顯露無遺，僅將外交部的權責看成保護僑民，其邏輯是，如果劉姍姍虐待的是本國人或僑民，才算是人權問題，如果”只是”外國的移工，就只有主權問題，而非人權議題。
此論點完全無知於我政府已批准兩公約和兩公約施行法的意義，批准公約意味著台灣政府也自願加入國際人權規範的全球體系，在這體系下的任何個人在任何地方，一旦其人權遭受侵犯，尤其是受到國家公權力的侵犯時，其他締約國家就有權加以譴責，因為所有締約國政府的人權義務就是要尊重、保護和充分實現所有人的人權，而不分這人是「僑民」或「移工」。只要有一義務要件沒有達到，就是違反公約，聯合國的條約機構就會透過監督機制來要求政府進行改善。因此，楊先生的擔心是多餘的，因為同樣的邏輯也適用於美國政府，這也是為何關達那摩監獄虐囚的事件，讓美國政府如此頭痛的原因所在。
《公民政治權利國際公約》所規範的外國人權利，跟一般公民或國民都是一樣的，甚至將外國人地位歸屬於少數族群，使其所受到的權利保障能獲得更多的資源和努力，讓弱勢者權利能夠提昇到和一般公民一樣的水平。政府尊重、保護和充分實現人權，不是為了對楊先生所提的那些利害關係人有所交待，人權是弱勢者唯一的武器，唯有透過基本權利與尊嚴的彰顯，來限制國家公權力，政府才知道要收起背後那惡狼的尾巴，並伸出保護人民的雙手，但人民也必須時時刻刻警覺，政府終究是那匹隨時會吞噬人性尊嚴的餓狼。人權不應淪為政府的形象和門面，人權是弱勢者時刻都要掀開自保的最後底牌。
相關文章：
Tags: 聲明論述